我国南海发现两处古代沉船，开启中国深海考古新篇章
(资料图)
作为古往今来全球最繁忙的海域之一，南海深处还有多少“沉没的历史”？
近日，一场由国家文物局、海南省人民政府等举行的新闻发布会，让世界的目光聚集到南海：2022年10月，深海考古调查团队在我国南海西北陆坡约1500米深度海域发现两处古代大型沉船，初步判断为明代正德年间（公元1506年-公元1521年）和明代弘治年间（公元1488年-公元1505年）的沉船，文物数量超过10万件，堪称世界级重大考古发现。
数量巨大的各色文物、首次采用的一系列水下考古“黑科技”……连日来，网上对这项“翻开中国深海考古新篇章”的考古重大进展热议不断。
这两处古代沉船究竟能揭开海上丝绸之路的多少秘密？拥有海上丝绸之路多个重要站点的浙江，能在此次深海考古中找到历史痕迹吗？
记者采访了此次南海沉船考古项目领队、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二级研究员宋建忠和宁波市文化遗产管理研究院副院长、国家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宁波基地副主任林国聪，追寻此次中国深海考古背后的文化意义。
深海下的海上丝绸之路
“责任重大啊！”参加完新闻发布会，宋建忠又重新回到海上，继续带领队员推进南海古代沉船的考古工作。采访也在海上时断时续的信号和他忙碌的工作间隙中进行。
水下考古是考古学的一门新兴分支学科，在国内的发展历史不过30多年。而身为中国首批深海考古队员之一，宋建忠无疑是这一领域的权威。能让他发出如此感叹，正因为此次南海古代沉船的发现，对我国深海考古的发展具有里程碑式意义。
从技术层面来看，我国以往的水下考古工作，主要是在沿海和岛礁周边开展。这是首次对位于水下千米级深度的古代沉船遗址开展系统、科学的考古工作。
此次考古调查工作还首次采用了一系列新技术、新装备。例如对深海沉船设置水下永久测绘基点，并使用长基线定位技术进行位置标定，大大提高了水下考古工作和资料记录的精度与准确性；使用新型柔性机械手、潜载吹沙装置等多项专用技术装备等。
从文化层面看，两处古代沉船带来的意义同样深远。
新闻发布会上，专家们给出这样的评价：此次考古发现对于研究晚唐五代以来南海海上航线变迁具有重要意义，填补了我国古代南海离岸航行路线的缺环，完善了海上丝绸之路南海段航线的历史链条。
在宋建忠看来，回望历史，能同时连接古今与东西的无疑是陆上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较之陆上丝绸之路考古与研究的长久热潮，海上丝绸之路作为已知最为古老的海上航线，相关研究起步却较晚。虽然大家都知道，在广阔的南海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沿线，沉没了大量古代商船。每一艘远航而不幸沉没的船只，都相当于陆地考古的一个遗址，是那个时代高度浓缩的标本。但面对平均深度1200余米、面积逾200万平方公里的南海，考古学家们一度只能望洋兴叹。
2018年，考古学家借助“深海勇士”号载人潜水器完成首次深海考古调查——宋建忠和其他考古队员在南海西沙群岛北礁海域累计下潜7次，最大深度1003米，采集到多件文物标本。
而这两处古代大型沉船也是“深海勇士”号发现的。两处沉船年代相近，相距仅10多海里。一号沉船的文物以外销瓷器为主，二号沉船发现大量从海外输入的木材。
这是我国首次在同一海域发现出航和回航的古代船只，充分证明了这一航线的重要性和当时繁盛的程度，是深入研究海上丝绸之路双向流动的珍贵物证。
更有意思的是，根据考古学家对这两处古代沉船初步判断的年代来看，它们很有可能是民间走私贸易的船只。
2017年宋建忠在一篇名为《水下考古与海上丝绸之路》的文章中写道：虽然明朝政府对民间贸易实施海禁政策二百年，但民间走私贸易仍屡禁不止。直到隆庆元年（公元1567年），明朝政府解除海禁，全面放开海外民间贸易。
这两处古代沉船究竟藏着多少关于明代海上丝绸之路的“秘密”？一年后，我们应该可以知道更多。
“1500米深度有如此规模的古代沉船遗址，无论全面、科学、系统的考古调查，还是后续的原址保护、实时监控和保护利用，国际上没有先例可循。我们将在一年左右时间内完成此次深海考古工作的现场调查。”宋建忠告诉记者：在完成资料记录的前提下，深海考古队会根据研究需要采集适量文物和海底沉积物、海水、生物等样品，以便了解沉船性质和内涵，研究沉船沉没、分布、堆积及埋藏等情况，为沉船遗址未来的考古、保护、利用和展示提供科学依据。
“沉没”的历史带给浙江惊喜
这几天，林国聪格外关注这两处数千公里外的古代沉船的相关视频、照片，希望能找到和浙江有关的历史印记。
数千公里外的沉船，为何可能与浙江有关联？
这先要从浙江的地理位置说起。浙江正好处于中国沿海海岸线的中间地带，且气候合适、航路特别开阔。近可前往日本、朝鲜等国，远可经过台湾海峡，进入广袤的南海海域，与南亚各国进行贸易交流。在各朝代的海上丝绸之路记载和多年考古发现中，都能看到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港口城市名单里有宁波、温州乃至杭州的身影。
2008年，在宁波象山渔山岛畔发现的古沉船“小白礁Ⅰ号”，就是清代道光年间从宁波港出发的商船。1976年，韩国考古学家在位于韩国西南部的新安海域打捞出一艘中国元代大型沉船，也是从中国的庆元（现在的浙江宁波）出发的。
除了早已在海上丝绸之路三大港口之列的宁波港，2022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的温州朔门古港遗址，则证明了早在宋元时期，温州就是中国东南沿海的重要商港。
当然，浙江不仅有港口，还有当时海上丝绸之路贸易中不可或缺的大宗物品——陶瓷。通过一艘艘商船，浙江的越窑和龙泉窑瓷器不断走向世界各地。
例如，2003年，印度尼西亚在北爪哇海发现了在第一个千年之交沉没的井里汶沉船。其出水的49万多件（片）器物中，中国瓷器占了75%，约36.7万余件，越窑青瓷器数量超过30万件。
宋代时期，越窑逐步衰落，龙泉窑越来越“出圈”。如今为世人所熟知的“南海Ⅰ号”南宋沉船里，就有原计划销往东南亚、西亚的大量龙泉窑系瓷器。在南宋前期沉没于西沙群岛海域的华光礁1号沉船上，也有大量的龙泉窑青瓷。此前提到的新安沉船里则同时有龙泉窑和金华婺州窑的瓷器。
这样的例子还有许多。目前正在丽水展出的“碧海遗珍——拉斯海马酋长国出土瓷器与中国瓷窑址考古成果对比展”上，阿联酋拉斯海马酋长国带来了55件明代永乐和宣德年间的御窑瓷器，其中也有龙泉窑的。
“2010年至2013年间，我和同行受国家文物局和商务部派遣，先后三度远赴东非援助肯尼亚开展水下考古工作，在肯尼亚沿海的多处港市遗址里，也发现了不少我们浙江的越窑青瓷。”林国聪说，浙江在海上丝绸之路上的重要性，正在一段段历史重现中得以凸显。
说回此次南海发现的两处古代沉船，林国聪在首次公布的视频影像里捕捉到了关键信息：在以明代景德镇青花瓷为主的密密麻麻的瓷器中，他一眼就发现了一堆堆龙泉窑的青釉罐。
宋建忠也向记者证实了这一点，“根据前期考古勘探发现，一号沉船的瓷器以窑口分，有景德镇窑、龙泉窑等；以釉色分，有青花、青釉、绿釉、白釉、珐华彩等；以器形分，有碗、盘、罐、瓶、杯等。”
“目前考古队只做了表面的信息采集，还没有真正做进一步的挖掘工作，可能还会有更多惊喜。”林国聪说，研究海上丝绸之路是一个系统性工程，从生产到运输、从港口到船舶需要全方位研究。
接下来，随着南海两处古代沉船考古工作的推进，沉睡在深海里的各朝代船舶将有望逐步被“唤醒”。更值得期待的是，这些被历史遗落的“珍宝”所散发出的光芒，会让中国故事拥有更动人的诠释。
我国南海发现两处古代沉船，开启中国深海考古新篇章
作为古往今来全球最繁忙的海域之一，南海深处还有多少“沉没的历史”？
近日，一场由国家文物局、海南省人民政府等举行的新闻发布会，让世界的目光聚集到南海：2022年10月，深海考古调查团队在我国南海西北陆坡约1500米深度海域发现两处古代大型沉船，初步判断为明代正德年间（公元1506年-公元1521年）和明代弘治年间（公元1488年-公元1505年）的沉船，文物数量超过10万件，堪称世界级重大考古发现。
数量巨大的各色文物、首次采用的一系列水下考古“黑科技”……连日来，网上对这项“翻开中国深海考古新篇章”的考古重大进展热议不断。
这两处古代沉船究竟能揭开海上丝绸之路的多少秘密？拥有海上丝绸之路多个重要站点的浙江，能在此次深海考古中找到历史痕迹吗？
记者采访了此次南海沉船考古项目领队、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二级研究员宋建忠和宁波市文化遗产管理研究院副院长、国家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宁波基地副主任林国聪，追寻此次中国深海考古背后的文化意义。
深海下的海上丝绸之路
“责任重大啊！”参加完新闻发布会，宋建忠又重新回到海上，继续带领队员推进南海古代沉船的考古工作。采访也在海上时断时续的信号和他忙碌的工作间隙中进行。
水下考古是考古学的一门新兴分支学科，在国内的发展历史不过30多年。而身为中国首批深海考古队员之一，宋建忠无疑是这一领域的权威。能让他发出如此感叹，正因为此次南海古代沉船的发现，对我国深海考古的发展具有里程碑式意义。
从技术层面来看，我国以往的水下考古工作，主要是在沿海和岛礁周边开展。这是首次对位于水下千米级深度的古代沉船遗址开展系统、科学的考古工作。
此次考古调查工作还首次采用了一系列新技术、新装备。例如对深海沉船设置水下永久测绘基点，并使用长基线定位技术进行位置标定，大大提高了水下考古工作和资料记录的精度与准确性；使用新型柔性机械手、潜载吹沙装置等多项专用技术装备等。
从文化层面看，两处古代沉船带来的意义同样深远。
新闻发布会上，专家们给出这样的评价：此次考古发现对于研究晚唐五代以来南海海上航线变迁具有重要意义，填补了我国古代南海离岸航行路线的缺环，完善了海上丝绸之路南海段航线的历史链条。
在宋建忠看来，回望历史，能同时连接古今与东西的无疑是陆上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较之陆上丝绸之路考古与研究的长久热潮，海上丝绸之路作为已知最为古老的海上航线，相关研究起步却较晚。虽然大家都知道，在广阔的南海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沿线，沉没了大量古代商船。每一艘远航而不幸沉没的船只，都相当于陆地考古的一个遗址，是那个时代高度浓缩的标本。但面对平均深度1200余米、面积逾200万平方公里的南海，考古学家们一度只能望洋兴叹。
2018年，考古学家借助“深海勇士”号载人潜水器完成首次深海考古调查——宋建忠和其他考古队员在南海西沙群岛北礁海域累计下潜7次，最大深度1003米，采集到多件文物标本。
而这两处古代大型沉船也是“深海勇士”号发现的。两处沉船年代相近，相距仅10多海里。一号沉船的文物以外销瓷器为主，二号沉船发现大量从海外输入的木材。
这是我国首次在同一海域发现出航和回航的古代船只，充分证明了这一航线的重要性和当时繁盛的程度，是深入研究海上丝绸之路双向流动的珍贵物证。
更有意思的是，根据考古学家对这两处古代沉船初步判断的年代来看，它们很有可能是民间走私贸易的船只。
2017年宋建忠在一篇名为《水下考古与海上丝绸之路》的文章中写道：虽然明朝政府对民间贸易实施海禁政策二百年，但民间走私贸易仍屡禁不止。直到隆庆元年（公元1567年），明朝政府解除海禁，全面放开海外民间贸易。
这两处古代沉船究竟藏着多少关于明代海上丝绸之路的“秘密”？一年后，我们应该可以知道更多。
“1500米深度有如此规模的古代沉船遗址，无论全面、科学、系统的考古调查，还是后续的原址保护、实时监控和保护利用，国际上没有先例可循。我们将在一年左右时间内完成此次深海考古工作的现场调查。”宋建忠告诉记者：在完成资料记录的前提下，深海考古队会根据研究需要采集适量文物和海底沉积物、海水、生物等样品，以便了解沉船性质和内涵，研究沉船沉没、分布、堆积及埋藏等情况，为沉船遗址未来的考古、保护、利用和展示提供科学依据。
“沉没”的历史带给浙江惊喜
这几天，林国聪格外关注这两处数千公里外的古代沉船的相关视频、照片，希望能找到和浙江有关的历史印记。
数千公里外的沉船，为何可能与浙江有关联？
这先要从浙江的地理位置说起。浙江正好处于中国沿海海岸线的中间地带，且气候合适、航路特别开阔。近可前往日本、朝鲜等国，远可经过台湾海峡，进入广袤的南海海域，与南亚各国进行贸易交流。在各朝代的海上丝绸之路记载和多年考古发现中，都能看到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港口城市名单里有宁波、温州乃至杭州的身影。
2008年，在宁波象山渔山岛畔发现的古沉船“小白礁Ⅰ号”，就是清代道光年间从宁波港出发的商船。1976年，韩国考古学家在位于韩国西南部的新安海域打捞出一艘中国元代大型沉船，也是从中国的庆元（现在的浙江宁波）出发的。
除了早已在海上丝绸之路三大港口之列的宁波港，2022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的温州朔门古港遗址，则证明了早在宋元时期，温州就是中国东南沿海的重要商港。
当然，浙江不仅有港口，还有当时海上丝绸之路贸易中不可或缺的大宗物品——陶瓷。通过一艘艘商船，浙江的越窑和龙泉窑瓷器不断走向世界各地。
例如，2003年，印度尼西亚在北爪哇海发现了在第一个千年之交沉没的井里汶沉船。其出水的49万多件（片）器物中，中国瓷器占了75%，约36.7万余件，越窑青瓷器数量超过30万件。
宋代时期，越窑逐步衰落，龙泉窑越来越“出圈”。如今为世人所熟知的“南海Ⅰ号”南宋沉船里，就有原计划销往东南亚、西亚的大量龙泉窑系瓷器。在南宋前期沉没于西沙群岛海域的华光礁1号沉船上，也有大量的龙泉窑青瓷。此前提到的新安沉船里则同时有龙泉窑和金华婺州窑的瓷器。
这样的例子还有许多。目前正在丽水展出的“碧海遗珍——拉斯海马酋长国出土瓷器与中国瓷窑址考古成果对比展”上，阿联酋拉斯海马酋长国带来了55件明代永乐和宣德年间的御窑瓷器，其中也有龙泉窑的。
“2010年至2013年间，我和同行受国家文物局和商务部派遣，先后三度远赴东非援助肯尼亚开展水下考古工作，在肯尼亚沿海的多处港市遗址里，也发现了不少我们浙江的越窑青瓷。”林国聪说，浙江在海上丝绸之路上的重要性，正在一段段历史重现中得以凸显。
说回此次南海发现的两处古代沉船，林国聪在首次公布的视频影像里捕捉到了关键信息：在以明代景德镇青花瓷为主的密密麻麻的瓷器中，他一眼就发现了一堆堆龙泉窑的青釉罐。
宋建忠也向记者证实了这一点，“根据前期考古勘探发现，一号沉船的瓷器以窑口分，有景德镇窑、龙泉窑等；以釉色分，有青花、青釉、绿釉、白釉、珐华彩等；以器形分，有碗、盘、罐、瓶、杯等。”
“目前考古队只做了表面的信息采集，还没有真正做进一步的挖掘工作，可能还会有更多惊喜。”林国聪说，研究海上丝绸之路是一个系统性工程，从生产到运输、从港口到船舶需要全方位研究。
接下来，随着南海两处古代沉船考古工作的推进，沉睡在深海里的各朝代船舶将有望逐步被“唤醒”。更值得期待的是，这些被历史遗落的“珍宝”所散发出的光芒，会让中国故事拥有更动人的诠释。